1943年，仅25岁的八路军科长被俘，日军把他带到华丽住所，还找来美女和他同房，原本受尽酷刑都未屈服的他，在与女子单独交流之后，态度转变，对日军说，现在我答应给你们情报！
日军最怕的，不一定是正面战场上冲锋的人。有些人手里没有重武器，却能让敌人的据点睡不安稳。
石嘉植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被抓后，敌人本以为捡到了一把打开冀南敌后工作的钥匙，结果却发现，这个年轻人比他们想得更难对付。
石嘉植1918年出生在陕西富平，抗战爆发后，他离开原来的生活轨道，进入敌后根据地工作。到冀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时，他已经是行动科科长，这个职务听着不算显眼，但干的全是刀尖上的活。
石嘉植的本事，也正是在这种环境里练出来的。他曾在德州一带活动，利用复杂身份接近敌人，收集日军行动计划。
配资炒股排行1942年前后，他还带人潜入敌方重要机关，获取过日军“扫荡”安排。这样的经历，让他很快成了日军盯住的目标。
1943年3月下旬，石嘉植在河北景县龙华镇附近不幸被捕。日军一查身份，立刻明白这不是普通八路军干部，敌人想从他嘴里掏出部队位置、敌工组织、联络人员和交通站情况。
只要他说出一个名字，许多人都会陷入危险。审讯从一开始就很残酷。
日军反复毒打，又用各种刑罚逼供。石嘉植身上伤痕累累，几次昏过去，可醒来后仍然不吐露机密。
敌人越审越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敌工干部掌握的不是零碎消息，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网。硬的办法撬不开嘴，日军就换了一套面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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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突然给石嘉植松绑，换上较好的衣服，安排饭菜，还把他带到一处条件不错的住所。这个变化不是怜悯，而是试探。
敌人想看看，酷刑打不垮的人，会不会倒在安逸和诱惑面前。那天，日军又把一名年轻女子送进房间。
表面看，这是敌人安排的“美人计”。他们以为，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受尽折磨后见到温柔面孔，也许心理防线就会裂开。
可石嘉植并没有被眼前的布置迷住，他第一反应是警觉。房间里只剩两个人后，石嘉植才慢慢看清，女子并不是敌人的心腹。
她更像是被日军抓来、逼来配合的人。这个发现很关键。
如果把她赶出去，她还是逃不出敌人的手；如果借敌人的误判做文章，也许可以把事情往另一个方向引。石嘉植很快压住怒火，开始顺着敌人的思路演下去。
他向日军表示，自己可以“想一想”，也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况。日军听到这句话，立刻以为胜券在握。
一个死扛多日的人突然松口，在他们看来，就是软硬兼施终于见效。可石嘉植真正想要的，是争取行动空间，他借口要安顿女子，又提出需要纸笔、衣物和一些日用品。
敌人此时已经被“投诚”二字吊住胃口，对他的要求没有马上拒绝。越是贪图情报，越容易放松戒心。
接下来，他利用女子外出的机会，让她带着信息逃离虎口，去找抗日力量求援。这一步非常冒险。
女子一旦被盘查，石嘉植马上就会暴露；可若不冒这个险，被关押的人和周围组织都会更危险。女子离开后，石嘉植还继续稳住敌人。
他没有急着脱身，而是盯上了伪军手里关押的群众。他装出已经同日军合作的姿态，借势向伪军施压，要求释放被抓的人。
那些伪军摸不清他的真实意图，又怕担责任，只能被他牵着走。一个被捕的人，反过来在敌人内部调动局面，这才是石嘉植最厉害的地方。
他没有把勇敢停留在硬扛上，而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保持清醒。敌人以为他变软了，实际是他抓住了敌人的贪心和轻敌。
后来，日军终于发现不对劲。所谓“答应给情报”，并不是石嘉植真的屈服，而是他在绝境中使出的缓兵之计。
敌人恼羞成怒，对他下了毒手。1943年5月3日，石嘉植在龙华镇英勇就义，年仅25岁。
他没有活到抗战胜利，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话。可他的名字并没有被时间盖住。
2014年，他被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直到今天，关于他的事迹仍被人提起，因为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很朴素的力量：人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仍然知道自己该守住什么。
石嘉植最值得写的地方，不只是“受刑不屈”，也不只是敌人设下的那场试探。真正难得的是，他在被关押、受伤、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还能判断局势、保护别人。
很多人谈英雄，容易只看牺牲那一刻，其实更应该看他牺牲前做了什么。石嘉植没有被敌人的安排牵着走，反而把敌人的算计变成救人的机会。
这样的冷静，比单纯的愤怒更有力量。抗战年代里，敌后工作常常没有掌声，也没有镜头，很多胜利就藏在一次沉默、一张纸条、一次假装低头里。
石嘉植的生命停在25岁复盘方法，但他的选择说明，一个人的骨气不只是在刑场上表现出来，也能在最复杂、最危险的局面里一点点显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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